自从引入职业体育后，有关中超减薪的话题早就不新鲜了。从20多年前甲A时期中国足协出台限薪令，到前几年要求足球限薪的社会呼声又起，前前后后、大大小小的风波出现过多次，每每以不了了之作罢。但是，只要薪酬存在不合理或不符合发展规律的情况，减薪的动议就不会停止。

不过谁也没想到，看似与足球毫不相干的新冠疫情肆虐，正在促使减薪非动真格的不可。中超联赛无奈停赛，足球市场被迫休业。一方面，企业和赞助商停工停产，俱乐部失去大进大出的经济支撑；另一方面，球员薪酬占去俱乐部大部分支出，如果薪酬不减，疫情不退，这样的僵持不可能持久。

无论是现有薪酬标准虚高，还是与抗击疫情中医护人员的敬业和奉献相比，足球这个特殊行业的社会评价都不高。固然，运动员的收入不能用竞技成绩做衡量的唯一标尺，还要考虑体育市场特殊的交换方式，比较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倍差，但中超在十多年运行中诚信不足，很难看到按照职业体育规则和规律操作的自觉性，减薪成了博弈。中超俱乐部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，俱乐部自我管理的职业联盟千呼万唤出不来，足协又不能干预俱乐部内薪酬标准，大眼小眼你瞪我我瞪你。

哄抬的外部诱惑有余，减薪的内生动力欠缺，亟待社会助推，回到正路上来。目前，国内新冠疫情蔓延之势得到有效控制，有序地复工复产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平稳运行的重要内容。新赛季中超联赛还不具备开赛的条件，球队仍处在闭门修炼状态，就只是复工，只有重新在赛场上竞争，比赛是提供给球迷消费的产品，才算是复产。

球员以坚持训练为由而不愿减薪，理由并不充分，何况减薪幅度可以视联赛受疫情影响的程度而论。因复工未复产而减薪属于特事特办，中超薪酬虚高已成常态非杀不可，两者交互，后者更是治本。疫情期间减薪这样的事情相对简单，当然也要做得中规中矩。倘若简单的事情都那么难做，疫情过后，万事重启，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发展之路会更加难走。

（作者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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